一名犯罪嫌疑人在被陕西略阳县公安局3名民警审讯后不久突然死亡。近日，略阳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3名民警犯有刑讯逼供，但不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且3人均有主动投案、参与死者的善后事宜等悔过情节，作出了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西安晚报》5月10日）

　　人们对警察伤害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刑事犯罪嫌疑人）事件的态度，可以说一直非常微妙。一边是为公众维护秩序的警察，一边是可能做了坏事、人人欲得而唾之甚至“诛之”的“坏人”，这种对比，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往往缩水乃至被忽略的现实；而警察的某些刑讯逼供行为，因为客观上满足了某些人的报复心态，某种程度上往往被赋予“替天行道”的正义意味。

　　这是一种容易被理解的心态，但却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态。从维护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说刑讯逼供是决不能被容忍、宽恕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对犯罪嫌疑人也要讲人道，更是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某些情形下，因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比如被构陷、被误解。因此，假如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便如鱼肉被置于刀俎，权利毫无保障的，其“更有效惩罚坏人”的意义已经寥寥，相反却成了公众的危险，毫不夸张地说，容忍这种做法，每个人的尊严都将受到威胁。

　　当然，在现实中，某些罪犯事实确然却又不肯认罪，而取证有时却又是困难或高成本的，此时的刑讯逼供可能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做法。然而，考虑到其危害性，对刑讯逼供必须零容忍———哪怕面对的是一个罪不容诛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