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圣火在中国内地的首站传递可谓群星荟萃、激情四溢。尽管当地政府一再打出“绿色奥运”牌，却因众多知名商业机构的重金加入而显得极尽奢华。三亚火炬传递在成龙的歌声中结束之后不久，就有知名网络媒体发表评论称，三亚传递模式必将成为其他传递城市赖以复制的样本。国人习惯攀比，也长于攀比，在地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以三亚传递为范本，务求将之比下去或至少是在面子上不输，的确极有可能成为一些传递城市的选择。而我却要在这里泼一瓢冷水：三亚圣火传递模式不宜复制，也无法复制。
理由之一：内地首站传递及其商业价值不可复制。三亚此次特别将奥运圣火传递的起点放在三亚湾中的凤凰岛，与圣火回“（鸟）巢”遥相呼应，这一首一尾珠联璧合，引发无数美好“联想”。正是这处于奥运火炬内地传递首端的“凤舞”，让企业趋之若鹜，纷纷挟重金南下。我们看到的三亚传递，在很大程度上已首先成了一次商业传递，其次是一次娱乐传递，最后才是一场体育精神的传递。圣火传递中及圣火传递前后的商业氛围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火炬手中充斥着商业机构的代言人，恕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及其所代表的单位，免得有再一次为这些商家做免费广告的嫌疑。起跑仪式现场及传递过程中夹道欢迎的“民众”，也充斥着商业机构的“雇佣兵”，他们穿着雇佣单位免费发放的T恤，挥舞着商业标识远大于奥运标识的小旗。由于这些商业宣传行为大多经过精心策划，因而他们比前来观礼的市民更早、且更有效地占领了一些重要的位置。不少真正关心奥运圣火传递的市民朋友反而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现场。尤其是在凤凰岛会场和天涯海角会场，遍布着某电子公司的小白旗和某饮料公司的小红旗，奥运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在这浓厚的商业元素之中。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奥运经济也不例外。商业在一定程度上“赞助”了奥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奥运精神的传播。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中，不会再有人反对商业进入奥运，但同时我们也理应警惕商业过度介入奥运，包括奥运圣火传递。从商业价值上看，奥运圣火内地首站传递，迥异于其他站点的传递。三亚传递之后的五指山站、万宁站、琼海站甚至海口站，虽激情依然，但商业氛围大减，“群星”也不再来凑热闹，火炬手有了更多当地普通百姓，这样的模式也许更合乎奥运精神的传递。当然，商家基于宣传效应的考量，也不大可能以“三亚模式”的投入来全程“赞助”奥运火炬传递。若其他传递城市非要以当地财政之力来复制三亚的盛况空前，恐非地方之幸，亦非奥运精神之所在。
理由之二：三亚传递亮点很多，但教训也不少。亮点可以因地制宜地效仿，教训则必须认真总结并予以吸取。由于首站传递备受关注，三亚过多地邀请了明星助阵，单是火炬手中，就有成龙、章子怡、黄圣依、黄晓明等影视明星，李双江、周华健、陈楚生等知名歌者，杨澜、刘芳菲、周瑛琦等知名主持人以及世界小姐冠军张梓琳、季军吴英娜等佳丽。当天出席各类演出的明星就更多了。无论是沿途观众，还是大众媒体，观星胜过观火炬，追星胜过追奥运。奥运火炬在香港传递过程中，明星效应已遭致不少批评，三亚传递比之香港更有过之。除却影视歌星在奥运火炬传递中喧宾夺主之外，境内传递头五个城市（三亚、五指山、万宁、琼海、海口）的市长均跻身火炬手之列，同样颇遭诟病。火炬手中有市长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市长都成为火炬手。当火炬手的选拔娱乐化和行政化的程度越高，奥运化、体育化的程度也将随之越低。火炬传递不应排斥明星和官员参与，但扩大普通公众火炬手的数量，理应成为其他传递城市的当然选择。
此外，三亚的奥运火炬传递虽然让观众见识了当地的椰风海韵，自然的“绿”是够了，人为的“护绿”却还嫌不足。且不说志愿者手中那大把发不出去的奥运宣传品，单是圣火传递结束之后的晚会上那数次喷洒的礼花，已足以让沙滩清洁人员头痛。在天涯海角庆祝圣火传递成功，寓意虽好，但却不能不事先考虑到庆祝晚会的环保问题。喜庆的礼花冲到空中是“花”，落在沙滩上就是零散的纸屑。由于沙滩无法打扫，清洁工人只能借着灯光和月光一点一点地去捡。其实只要组织工作再细致一些，完全可以寻找一个可替代的喜庆形式。
基于以上种种，我希望在奥运火炬境内传递过程中，传递城市能更多地从弘扬奥运精神出发来组织这一备受关注的体育活动。圣火传递的成功与否，并不在明星火炬手的数量，更不在庆祝晚会的盛大，“三亚模式”既不可复制，更无须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