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教授访谈录

本报评论记者何雪峰

人民币首度“破七”，令正在举办的广交会备受各方关注，纺织、鞋业、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下滑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实上，珠三角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成千上万的工厂面临关闭潮，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正在计划迁离这里。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会不会成为历史？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广东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黄亚生教授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1987-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199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之后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

南都：作为一个商学院教授，你曾经对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和本土企业状况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那么，你现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起了“中国实验室”项目，来帮助中国的小型创业企业，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立这个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具体运作又是怎么样？

黄亚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数量上非常巨大，但质量却普遍低下。根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的调查数据，有几个指标很能说明问题：员工培训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仅有1%左右，更有25%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是零。2000年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企业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并没有随之增加。举个例子，现在广东面临劳动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提高等挑战，如果企业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和管理，再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话，它就能消化这个挑战。让我们看看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当时他们都碰到类似问题，什么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等，但他们比较好的企业并没有因此丧失竞争能力，反而抓住机遇，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丰田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在生产低档汽车，并不比今天的奇瑞强，但在日元升值以后，丰田马上在产品上进行革新，推出了雷克萨斯等高档产品，从而实现自己的升级转型。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企业显然没有日韩企业当年的那种应变能力。我在MIT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常问自己，能否做点什么，来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提高它们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主要是靠中小企业。这就是发起中国实验室的最初想法。

我在MIT商学院的学生其实是个巨大的资源，他们大多不是本科毕业就来读书的学生，是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年龄二十七八岁，而且他们不少原先工作的地方是像麦肯锡、高盛这样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他们在我这边上学，我有两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些资源，中国实验室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可以给中国的中小企业免费提供培训。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7年，至于挑选企业的标准，有的是通过比如与我们合作的复旦大学商学院的校友推荐的，有的是我熟悉的某些风险、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但都是近来成立的创业型公司，今年有20家申请，我们只选择了其中12家，广州也有3家。我们对通常认为的高科技企业并不最感兴趣，我们更看重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比如这次有杭州的一家做社区医疗的公司，有广州一家做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公司，还有在昆明做家具和支线航空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小企业认识到商业管理对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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