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建设有恙，文化大省的定位与影响很可能要重新调校。在前日举行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省文化厅党组书记方健宏细数广东文化建设的积弊，尤其提到文艺创作没能摆脱“得奖模式”，拿了奖便刀枪入库，缺乏市场营销的意识和手段。他还忧虑，广东在文化创意和内容生产上能力匮乏，文化体制机制落后于民众需求，必要的文化改革启动较慢、力度较小，远远逊色于国内先进省市。

本次由文化主管官员发表的讲话，深含忧患意识，相当于给一度喧哗的文化大省建设降温，提醒民众重新审视粤省文化的现状。仅从数据看，广东人均文化投入不到17元，不仅位列京沪苏浙之后，甚至低于西藏和宁夏。个中落差巨大，映照着广东文化建设的窘迫实景。想必这也是经济发达、惯于改革的粤人所不能容忍的。而坦承落后格局，以真相示人，沉郁的论调足以警醒文化官僚，更证明了某些文化政策的不当或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曝家丑”也确立了另一个起点，是广东文化界正面呼应解放思想之潮流的举动，蕴含了在文化领域寻求思想解放的努力。

谈及文化建设，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永恒的审美价值上，而更要顾及它的意识形态环境，毕竟这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缠关系。换言之，检讨广东文化建设的结果，就是要检视和反思政治因素对文化的作用和渗透；同理，若要设计广东文化建设及改革的方向，则不能不周全地厘清文化与政治的各自边界。长期以来，文化无法纯粹地为自身的目标努力，不得不服从于某些特定力量的考虑，有粉饰之力而无建设之功，屈从于附庸地位也属常见。不客气地说，艺术家、创作者及其寄身的文化组织越来越沦为工具，不再是自由创作的主体，不能口说我心，集中体现了广东文化建设的“病症”。

方健宏陈述广东“创作能力薄弱”、“少有大师出现”，这些无疑是广东文化建设的“短板”，属于核心竞争力的病态，其羸弱的现实都能从上述议论中找到渊源。无庸讳言，一旦意识形态的需要形成了衡量文艺质量的最高准则，文艺自身的标准自然就趋于崩塌。只有按照规定目的生产的文艺产品才是好的产品，也才能获奖，自由创作不可能伸张自己的文艺品质。如此，创作就不再朝向现实，而是紧贴其他的准则，文艺的魂魄则被流放到荒芜之所，与自由心灵同时被禁锢的是文化的真实后果。于是，文化界的“得奖模式”大行其道。这种模式的生成机制决定了它走不远，更走不进市场，民众也敬而远之。

相反的例证是，根据自身规律进行的文化生产最有希望。道理很简单，它迫使意识形态退到合适的疆域内，文化规律及其背后的生产自由得到尊崇和延伸。文化与政治是平行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政治要退后，文化才可进步。一直以来，文化正被包括广东在内的几乎所有省份当作产业来筹划。不过，文化产业化回避不了政治，仅仅提炼文化的商品属性，确实太功利、太片面，不可能让文化隐寓的市场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官方理念中的文化产业化无力独自前行，自由、无羁绊的文化内核始终左右着它。自由有束缚，创作就没了方向，产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心之俗物。

归根结底，埋怨创造力不足或许是重塑文化界的前提，然而首要检讨的不仅仅是文化界人士。正如方健宏所言，旧的文化行政格局要打破，这意味着文化管理制度本身要自省。事实上，这一制度也不是一律的，对文化界的各个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约束，在文艺、出版、新闻等子系统中有着不同表现，造成这些组成部分的市场化程度各有区别。总之有一点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在文化去往市场的路上，自由及其抚慰的心灵是必经之地。而文化界的解放思想，无他，就是要破除侵蚀自由心灵的那些力量，令其失去的不过是枷锁，让它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逢场作戏，免于被奴役。

即便是被困的文化也具有书写的功能，比如书写那种征服。惊觉于外省市的作为，广东二度思考文化建设的得失，开始萌生解困的自我要求。乐观地看，假设文化建设的春天必定要到来，那么，一定是自由的心灵先它而至。

编辑：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