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一网论 自取消收容的两年多来，各城市居无定所的乞讨流浪、偷盗抢劫等流窜犯罪者数量明显上升，所导致的民事纠纷、违法犯罪等不稳定因素亦随之骤增，给当地市容、秩序和治安管理构成很大压力。街头“两抢”犯罪由以往的仅限于深圳、广州，已迅速蔓延至全国大多数城市即为其例证之一。有鉴于此等客观现实，钟南山院士近日毅然提倡恢复对无业流浪人员的“收容”制度，以此来减轻混迹其中的各类犯罪和不良分子对社会之害。严峻的现实状况表明，对施行多年的收容制度进行修改完善后予以恢复，非常必要而又迫在眉睫。
其一，收容遣送制度发挥过应有作用。收容制度存在的二十年间，为维护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在维持秩序、减少犯罪、纾缓压力等方面，发挥了社会防波堤和减震阀作用，此乃不容置疑无可否认的基本事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收容遣送条例刚刚废除，上海市剧增的乞讨者、流浪儿，以及随之而来的违法犯罪便立即成为沪上的棘手难题。全国大中小城市面临的此种尴尬与困扰亦大同小异。
其二，在仓促中废除收容条例失之于草率。事实告诉人们，未经科学论证便急匆匆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的举动是比较草率的，是缺乏辩证思维的结果。一个法规、条例的立与废，均须在兼顾全局高瞻远瞩的基础上谨慎从事，不可凭三分钟热情或心血来潮就贸然决定其兴废。毋庸讳言，前几年由于某些民政收容机构中发生了“虫害”，的确出现了随意抓人、非法拘禁、勒赎敲诈、殴人至死等违法犯罪现象。但是不能仅根据少数地方的这种不良现象，就一叶障目地全面否定整个收容遣送制度。而是应该针对性地去解决局部地区出现的具体问题，抑或与时俱进地对条例进行修订和改进、堵塞漏洞。匆促简单地推翻收容制度，势必导致某些方面的管理真空和失控，进而影响、干扰和迟滞总体建设及进程。
其三，是少数“害虫”玷污了收容遣送制度。在2000年之前，收容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丑闻发生。从传媒的报道看来，依托收容所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始于本世纪初，并且主要发生在沿海部分地区。报纸上揭露的收容所做恶事件，大多都发生于广东，包括被胡乱收容的孙志刚也是殒命于广州某地。可以说，广东是收容机构违法犯罪最猖獗，对强行收容的人员进行拘禁洗劫、敲诈勒索、殴打夺命等案件多发的重灾区。然而若因此就否定在其他绝大多数省市施行尚好、效果颇佳的收容遣送做法，就显得非常缺乏说服力了。
其四，应该被“废除”的是少数“害虫”。本世纪初以来广东等地民政系统发生的严重“虫灾”，责不在收容遣送制度，而是在于系统内本应受到惩处和清理的少数害虫做祟。这些人在极度膨胀的可耻私欲支配下，将本应是进行救助和安置的机构变成敲诈勒索、公然洗劫、随意抓人、非法拘禁的吃人魔窟，其不择手段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害虫们没受到多少触动，收容遣送这棵目前还须臾不可离的大树却被整个度砍倒扔弃掉。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害虫”，它们在什么样的寄生体上都会为祸作乱，即使在现今的救助站里照样会出问题。《楚天都市报》（7月5日）报道，湖北一男子去温州打工时就不明不白地在救助站内“撞墙自杀”，其家人对此持强烈怀疑态度，希望能够廓清迷雾，还事情本来的真相，给其家人和公众一个能够信服的结果。
第五，有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据《大公报》等媒体载，对于钟南山院士恢复“收容遣送”的呼吁，某门户网上仅投同意票的就超过60％。有网友写道：对无业游民的放任，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为缺乏有效管理，现在的游民干下坏事也没有负罪心理，甚至感到理直气壮，有的在这座城市犯罪之后，再游荡到另一城市继续干坏事。现实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早已对街头驾车“两抢”，偷盗井盖、自行车成风，堵截式强行讨要、公共场所乞丐横行的秩序紊乱，以及没有安全感等等多有烦言，甚至由此已引发对政府和管理机构的不满。
第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才是顺应历史。有人说“恢复收容”的提议是历史倒退，这是居心叵测地乱扣大帽子吓唬人。任凭无业人等到处游荡干坏事骚扰民众，搞乱秩序、影响和谐直至犯罪而危及稳定之类，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大倒退”。根据现实情况重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减少盲目流动者中的“乱源”，维护和谐稳定大局、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恰恰是与时俱进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之必要举措。
第七，收容遣送制度本身也包含着救助。实行收容遣送制度的20年中，全国民政的相关体系对被收容者提供食宿、医疗等基本条件，救助安置了大量流浪人员，在维护和谐稳定上是功不可没的。比如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收容遣送条例》明确规定：收容遣送工作应坚持救济、教育、集中管理和安置的原则。收容遣送的主流和主要时期内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出现问题的只是近几年来的少数民政机构。“收容遣送”并非是洪水猛兽，这是从大局出发实现“双赢”的最优选择。
第八，凡事当辩证处置以防“因噎废食”。任何事物都有主流非主流、本质非本质之分，理应辨别主次、因情施治、区别对待。一只老鼠窜进房便要烧掉整座大厦是不可取的，也是愚不可及的。倘若因为局部出了些问题，就将行之有效已经实施多年的整个收容遣送制度全部推翻，幼稚而又荒谬。这些年来，金融系统内部从基层到高层，发生的各种职务犯罪不知比民政系统多上多少倍。按照某些偏狭的逻辑，全部银行大概早就该全部关门多少次了。对待收容遣送也是如此，不可因噎废食地“微瑕毁玉”。
综上所述，对原有收容遣送条例作出适当修改完善后予以恢复，是我们当前国情和社会现状的需要。那些招摇着“保护人权”的破幡，竭力鼓吹的“迁徙自由化、乞讨职业化、流浪人权化”等等谬论，其实质就是要“无政府主义化”。所以必须提高警惕，认清那些披着华丽包装，实质上却惟恐天下不乱的险恶用心，谨防我们国家和民族重蹈前苏联的覆辙。重新恢复具有收容遣送无业游荡人员功能的有关制度事关至巨，紧系着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大事。对钟南山先生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博大胸怀，以及黄钟大吕般的倡言，表示由衷敬意。
编辑：张亚莉
